公元 963 年（乾德元年），宋太祖赵匡胤下诏重整武成王庙配享名单，合计 23 位历代名将被移出武庙。此次筛选核心标准：只留德行无瑕、一生忠贞守节，无屠戮降卒、谋逆叛主等污点之人。
公元963年六月，赵匡胤重排武成王庙时，宋军刚刚夺取荆湖，开封城外的新池正在操练水军，伐蜀也已进入筹备。
一个依靠禁军拥立、仍要靠将领继续统一天下的皇帝，却在此时撤去一批最会打仗的人。
道德只是公开口径。
这场改祀落在更现实的位置上：将领可以凭战功受赏，不能凭战功取得脱离朝廷的资格。
日期和人数本身便留下了缝隙。
赵匡胤四月巡幸武庙，因白起杀降，下令撤像；六月又命张昭、窦仪、高锡重议，提出升二十三人、退二十二人。
吴起虽在退列，皇帝最终只把他降到庑下。
公元963年直到十一月才改元乾德，改祀发生时仍是建隆四年。名单并不整齐，政治用意却十分整齐：朝廷握有解释战功的最后权力。
武庙自唐玄宗开元十九年设立太公庙后，已经进入国家礼制。
出师命将，要到庙中告辞；武举之士，也在这里接受礼仪安排。庙中画像区别于民间英雄谱，入选者代表朝廷认可的用兵方式。赵匡胤在建隆三年先修庙，次年再改名单，等于先修好一间教室，再决定墙上挂谁。
受教育的对象，正是宋初仍握兵、领镇、带有五代旧习的将领。
赵匡胤对此格外敏感，因为他的皇位就从军队拥立中来。建隆元年，陈桥兵变把后周殿前都点检推上皇位；建隆二年，赵普又以“方镇太重，君弱臣强”解释唐末五代的长期混战。
石守信、王审琦、高怀德、张令铎随后失去禁军职务，殿前副都点检也不再授人。
新朝建立后的第一道难题，一直是怎样使用武将，又不让武将复制赵匡胤自己的道路。
建隆四年二月，符彦卿入朝，赵匡胤准备让这位资望很高的宿将再次典兵。
赵普扣下任命，问了一句很重的话：皇帝当年又凭什么不会辜负周世宗？任命随即中止。四个月后，武庙开始大换名单。庙里的韩信、彭越、邓艾距离宋初很远，符彦卿、石守信等人却能读懂其中的尺度。朝廷防的并非某一次公开谋反，还包括将领威望、部曲和军权结合后产生的可能。
改祀当天前后，宋廷还在处理荆湖战争留下的人和兵。
荆南军士愿意归农者，由官府修屋、发耕牛和种粮；愿意留营者，被拆分安置到复州、郢州。战场上的成建制军队，被转成农户或分散编入别处。
武庙里降低旧名将的位置，现实中拆解新归附的军事集团，两件事指向同一结果：军功可以被保留，依附于将领的独立力量必须被打散。
因此，“功业始终无瑕”不能只按私德解释。
白起坑杀降卒，最适合充当开刀的理由；韩信、彭越被诛，邓艾灭蜀后擅自承制，李光弼晚年因惧谗而不敢入朝，王僧辩更换拥立对象后被陈霸先袭杀。几个人罪名不同，结局却有共同处：军事成功没有平稳交还给既定权力，功臣与君主的关系在末段断裂。宋廷把这种断裂一并算进了战功。
被退者中还有孙膑、廉颇、周亚夫、陶侃、关羽、张飞。
若把他们硬塞进同一套道德罪名，尺度很快失去准星。孙膑的刑余、廉颇的出奔、周亚夫的狱死、关羽的败亡，本来属于不同性质的经历。张昭等人却把战败、被诛、失节、专擅与杀降放进同一个淘汰框架。
宋初要塑造的名将，必须能打、能守、能服从，还得以朝廷可以接受的方式结束一生。
升入武庙的二十三人提供了另一半答案。
班超长期经营西域，浑瑊在奉天之难中护卫唐德宗，李愬受命雪夜入蔡州擒吴元济，裴度以宰相身份督率平淮西。裴度并非以个人勇武著称，却被列进武庙。胜负之外，奉诏出征、完成任务、恢复中央命令，成了更受宋廷欢迎的军功样式。
将领的最高荣誉，从“能胜”被改成了“能胜且可收束”。
秘书郎梁周翰很快上疏反对。他列举廉颇出奔、韩信受诛、周亚夫死狱、关羽被擒、张飞遇害，指出名将若逐一挑疵，廊庑迟早无像可列。赵匡胤没有重新讨论这些人的功过，只回答升降足以惩劝。皇帝并不急于写出一部公允的军事史，他需要一套能够立即作用于现役将领的奖惩语言。
同一时期，宋廷对活着的武将也按这套语言处置。
乾德三年，王全斌率军灭后蜀，入成都后诸将纵兵掠夺，又擅减发给蜀降兵的装钱。蜀兵在绵州反叛，各地响应，成都尚有二万七千降兵被诱入夹城杀死，十六州相继动荡。
王全斌完成了灭国之功，却因军纪、财货和善后失控受到追究，节度使身份被降为留后。胜仗没有替他抹去失控的后果。
武庙名单后来仍被改动。
庆历祀仪没有沿用建隆升降次序，宣和五年又让白起、韩信、张飞等人重新进入七十二将。古代名将无法被一道诏令永久删去，宋初对武人的规则却在王全斌身上落了地。
他被压抑多年，直到南唐平定后才重新得到节钺。
赵匡胤重排武庙，给战功加上了一个前提：军队替国家结束战争，将领也必须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家的约束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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